论 恶

按照我的看法，人们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变坏，原因在于每个人都对别人保留某些隐蔽的、秘密的东西，不一定对所有人都作保留，但是对于当时他正与之说话的人有所保留。

我以为任何时候都应该用透明性来替代秘密，我不难设想这样一天，那时候两个人之间将彼此没有秘密，因为他们将对任何人没有秘密，因为主观生活和客观生活一样都将被完全提供、给予。不能接受的是，我们交付我们的身体如我们现在所做的那样，但我们却掩盖我们的思想，因为对我来说，身体和意识之间没有本质性的区别。

我们把我们的身体交给大家，通过目光，通过接触：这可以在任何性关系之外发生。你把你的身体交给我，我把我的交给你，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都作为身体而存在。但是作为意识，作为观念，我们并非以同样方式存在，虽然观念是身体的一些变化形态。

如果我们想真正地为了别人而存在，作为身体，作为永远可以被剥光衣服的身体而存在——即使人们从来不会这样做——那么观念对于别人来说应该好像是来自身体的。言语是用舌头在嘴里划出来的。所有的观念都应该以这个样子出现，即便最模糊的、最飘忽的、最难把握的观念也应该这样。换句话说，不应该有这种秘密状态、秘密性。某几个世纪曾经认为这是男人和女人的荣誉所在，我以为这样做是愚蠢的。

对于这个透明性的主要阻碍首先是恶。这里我指的是在不同原则启发下做出的行为可能导致我不赞同的结果。这个恶使得所有各种思想的传达变得困难，因为我不知道别人在多大程度上从与我相同的原则出发来形成他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原则当然可以得到澄清、讨论、确立，但是我不能与随便什么人讨论随便什么问题。我可以和你讨论随便什么，但是我不能与我的邻居或者穿过马路的行人也这样做：逼急了，我宁可打一架也不跟他讨论到底。

因此，事实上有一种来源于不信任、无知和恐惧的矜持心理，这种心理使我每时每刻都不能信任别人，或者使我过分信任。我个人也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向我碰到的人发表自己的见解的，但是我努力做到尽可能的透明，因为我认为我们身上的这个阴暗区域同时既对我们自己也对别人都是阴暗的，我们只有在力图对其他人做到襟怀坦荡的时候才能为我们自己照亮这个阴暗区域。

总有一种处于边缘状态的东西没有被说出来，也不愿意被说出来，但是它愿意被知道，被我知道。你知道人们不能把什么都说出来。但是我想以后，就是说我死以后，也可能在你死以后，人们将会越来越多地谈论他们自己，这将带来一个巨大的变革。我想这个变革是与一场真正的革命相联系的。

一个人必须完整地为他的邻人而存在，而他的邻人也必须完整地为他而存在，这样就能建立真正的社会协调。这在今天不可能实现，但是我以为当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文化与感情关系发生变化之后，这就能实现。

在酷刑成为家常便饭的时代，如果我们还能活下来，这既不是我们的过错，也没有功劳可言。夏多布里昂、奥拉都尔、杜勒、达索、奥斯维辛，一切都向我们证明，恶不是表面现象，从原因上认识恶并不能消除恶，恶并非如同一个模糊的观念与一个明确的观念对抗那样与善对抗。恶不是可以医治的情欲，可以克服的恐惧，可以原谅的一时迷惑，可以使之明白的愚昧无知的结果；恶无论如何不能如同莱布尼茨的阴影一般被绕开，被接管，被还原、同化为理想主义的人道主义：莱布尼茨说过，阴影对于发扬白日的光辉是必需的。

马里丹曾说过，撒旦是纯洁的。纯洁，也就是说没有混杂其他成分，毫不留情。我们学会认识这一可怕的、不能还原的纯洁性：它充分显示在刽子手与其牺牲者紧密的、几乎是肉体的关系里。因为酷刑首先旨在使受刑对象堕落，不管牺牲者忍受了多大的痛苦，最终还是由他决定到什么程度痛苦会变得无法忍受，非开口说话不可。酷刑的最大的嘲讽在于，受刑者一旦挺不下去，就得用他作为人的意志去否定他是人，把自己变成刽子手的同谋，自动跌入卑鄙的深渊。刽子手知道这一点，他在窥伺对方意志崩溃的时刻，这不仅因为他将得到他希望获得的情报，而且因为对方意志崩溃将再一次向他证明，他有理由使用酷刑，人是只配用鞭子抽打的动物。

他就以这种方式消灭他的邻人的人性，由于反弹力，同时也消灭他自己身上的人性：这个呻吟不已，浸透汗水，浑身血污不堪的人开口求饶，这个人如痴若狂，发出钟情女子的喘息声，同意交出自身听凭别人摆布。他不仅供出一切并且热心地一再加码，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在作恶，这一意识如同拴在他脖子上的磐石，带着他越沉越深，刽子手知道这个人的形象与他自己的形象是一致的，他在行刑的同时，也在同等程度拷打他自己。

如果他本人想逃脱这一整体堕落，除非表明他盲目信仰如紧身褡一般束缚住我们卑劣的软弱行为的一种铁的秩序，他没有别的办法，简单说，他只有把人的命运交给非人性的力量去主宰。某个时刻总会来临，那时候行刑者与受刑者达成一致：对于行刑者，是因为他在单独一个受害者身上象征性地满足了他对全人类的仇恨；对于受刑者，是因为他只有把自己的过错推向极端才能承担这个错误，他只有同时憎恨所有人才能忍受他对自己的憎恨。

后来刽子手可能被绞死；受害者如能逃脱一死，可能会被恢复名誉：但是谁能抹掉两个自由在毁灭人性的过程中这场息息相通的弥撒呢？我们知道，当我们正在吃饭、睡觉、做爱时，巴黎各处都在举行这种弥撒。我们听到整条街在惨叫，我们明白了，恶作为一种自由的、至高无上的意志的果实，与善一样是绝对的。可能会有这么一天，在某个幸福的时代回顾过去，将在这些痛苦和这些耻辱中看到引向这个时代享有的和平的若干道路之一。但是我们不是位于已经形成的历史这一边，我说过，我们位于处境之中，以致我们经历的每一分钟对我们都是不可减缩的。因此尽管我们本不愿如此，我们还是做出这个将顶撞好心人的结论：恶不可能得到补偿。

但是另一方面。大部分抵抗者虽然也受严刑拷打，烈火烧灼，被挖去眼睛，折断骨骼，他们却没有开口。他们打破了恶的循环，为了他们，为了我们，也为了行刑者，重新肯定了人性。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没有见证，无人援助，不抱希望，甚至往往不怀信仰。对他们来说，需要做的不是相信人的尊严，而是要求人的尊严。一切无不使他们丧失勇气：他们周围的那么多的信号，这些俯视他们的脸，他们身上的痛苦，一切都使他们相信他们只是些虫豸，人不过是蟑螂和鼠疫的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他们将和所有人一样，醒来时发现自己是虫蚁。而他们必须用自己受刑的皮肉，自己受迫害的已经背叛他们的思想，无中生有的，不为任何目的的，在绝对无偿中发明尊严的人：因为在人性内部可以区分出手段与目的、价值与偏爱，但是他们还处在创造世界的阶段，他们只需要独自决定世界上除了野兽之外是否还有别的东西。

于是他们闭口不语，而人就从他们的沉默中诞生。我们知道这件事，我们知道，在每天的每一时刻，人在巴黎各处被毁灭和重新确立。这些毒刑拷打纠缠着我们的头脑，没有一个星期我们不自问：“如何避免在人性的边缘，在人类否定自身的‘无人区’与人类从中涌现并创造自身的沙漠之间摇摆不定。”